被噪音拆散的中国家庭:逼疯逼哭想割耳朵,贷款100万求搬家

阅读: 作者:admin   发表于 2022-07-03 10:03

  

这是《附近》栏目的第六篇。意识到对邻里噪音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后,傅岳建立了“安静之家”。两年多来,“安静之家”一共收到了七八十篇投稿,每一篇投稿都是一次远方哭泣——新手妈妈被噪音搅得家庭破裂;疫情失业的年轻人被逼无奈,贷款100万换了一套顶楼;怀孕6个月的女人被楼上噪音折磨得大哭。还有被群租房逼疯的男人,“想像梵高一样割去自己的耳朵”。更有甚者,有人在三年噪音的煎熬下失控行暴,换来一场牢狱之灾。

我们很难选择邻居,《噪音书》的作者加列特·基泽尔将噪音视为很“弱”的问题,因为它影响“弱者”。而大多数普通人其实都是“弱者”——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搬家的。

撰文丨周琪瑾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
震楼器

不得不用震楼器了。

忍受不了楼上的高跟鞋“叮当叮当”,汪月清报了警,对方开始恶意报复,“以前没有过的跳绳、拍球、咚咚地疯狂跑、砸东西都来了,砸完以后,哈哈大笑”。她开始“神神叨叨”,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期间,“跟个神经病似的”,在楼道里待着,一个小时,聚精会神听楼上的动静。她开始丢掉最后一点理智,反击的火焰在燃烧。

只有震楼器能让她感受到些微快意。楼上开始吵的时候,她用震楼器顶着天花板,铛铛铛的响声在此刻十分悦耳。“震楼器是一根管一根管堆起来的,当时我情绪激动的时候,那个管把我的手掌拉了一个特别大的口,我都没感觉到疼。”不过,整了几分钟,反而是楼下来敲门了,“你跟楼上愿意咋咋地,但是别影响我”。

2012年,汪月清和爱人凑够了钱,在河北唐山买下这套房子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家,承载着一种全新的生活。她今年快四十了,丈夫迁工作到唐山,她也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,一点一点打拼立足,“买房是我俩省吃俭用攒的钱”。

受益于过去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,越来越多人搬入物业齐备的现代小区。但空间的改变,也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居住在一个个密闭的空间,很少有人知道每个房门背后的人是谁,他们很少打交道,更别提有什么交往。

楼里住的都是上班族,一开始,汪月清在家的时间不多,“属于一回家挨枕头就睡,对邻里噪音没概念。”没概念到什么程度?旁边那户老爱剁排骨,楼下受不了上楼找,她觉得“这没啥,一点影响也没有”。但疫情开始后,情况变得不一样了。居家隔离成为常态,楼上的高跟鞋声也成为汪月清耳边的常态。“她真的穿那种——我都想象不到,就那种凉拖,硬的,后面带着那种小高跟的鞋”。

总是一大早,清梦被扰,汪月清开始受不了。更受不了的是,她被楼下的怀疑是罪魁祸首。但是怎么和楼上说呢,斟酌来斟酌去,她想了个法子,买了双软底鞋送过去。

“小弟,跟你说个事。”“怎么了,姐?”“你媳妇在家是不是穿高跟鞋,咚咚的。楼下老说我们家有咚咚的声音,可我不穿高跟鞋,7点半我也没下床,是不是你媳妇穿高跟鞋?”“不可能,我家声音,怎么可能你楼下都能听见呢?你再查查吧。”

汪月清以为,虽然沟通没啥效果,但楼上至少能收敛点。事实是,“我的噩梦开始了”。每天伴随她的是,楼上孩子早晨起床的哭声,女人的高跟鞋声,夜晚咚咚的跑跳声,刺啦刺啦的拖拉桌椅声……从三月份到十月份,汪月清又上楼找过好几次,但楼上的态度是,你怎么又来我家了,“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?”

汪月清的一天变成了和噪音打游击战的一天。一开始是搬到客厅的沙发上睡觉,但楼上从早上又噼里啪啦,她就躲在厨房里,打开油烟机,又把电视声音放到最大。后来,家也不待了,像逃命一样逃走。早上醒来第一件事,就是赶紧收拾,吃饭出门。汪月清急躁到什么地步,“我说闺女赶紧走,她不走,楼上开始哐当哐当了,我就心烦,都开始使劲踹我家的门。”下午六七点,汪月清带女儿放学回家,放下女儿的书包就走,去哪呢?“唐山的哪个景区,只要能坐公交车的,我们基本都转遍了。每天赶最后一趟车回去”。

没有一刻不是戴着耳机的,曾仕强的《情绪管理》听完要12个小时,汪月清已经听到第三遍,《易经》也听到130多集。“我开着手机一直听,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,也不知道啥时候醒来,也不知道到底睡着了吗?我不知道。”

即使是警察,也没有很好的办法。那天晚上11点,她打电话给110,那边的警察听上去很有经验,给了个提示,“我们要是上楼说,他可能会报复,要不你就等会吧,妹子,就睡吧”。她按捺到11点半,被吵得受不了,还是决定让警察来一趟。结果是,楼上的母女俩跑下来,“噼里啪啦骂我,你不是个人,你下次不报警就是个XX。”汪月清愣在那,小女儿在一旁看着。她嘴笨得慌,骂不回去。

后来汪月清又打过三次110,不为别的,只想“倾诉一下委屈,找找解决办法”。反正半夜被吵得睡不着,她开始和深夜值班的警察聊天,“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呀”。抓狂到极点,她开始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,“如果他家特别吵,我也弄出噪音吵他们,他来我们家敲门的话,我拿刀砍他,属于什么情况?他说那不行,即使是小偷进来,你也不能犯罪。我说为什么他们家一直欺负我,我打他们,我还有罪。他说,不管怎么,你也不能打人”。

聊着聊着,警察实在看不过去了,告诉汪月清,“跟你说说我家吧,有一天我听见楼上玻璃球咚咚掉地上,我去敲门,说大爷,天晚了,咱们睡觉吧,我们楼下听着咚咚的。他回我,咋了,我就跟我孙子玩球。”

电话那头叹口气,“我也没办法呀。”

楼上与楼下的悲欢并不相通

汪月清的遭遇并不是个例。

至少在中文互联网的记忆里,邻里噪音的困扰,已经有13年的时间。目前网上关于楼上噪音的贴吧里,最早的帖子发布于2008年。早期受到噪音困扰的人们在这里聚集,诉苦抱怨,抱团取暖。

噪音扰民的投诉更是早已稀松平常。2021年,“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”共接到公众举报44.1万余件,其中噪音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.2%,排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2位。与此相对的是,在公布的2016-2019年环境能力建设资金使用情况来看,2019年的噪音污染防治能力建设资金为4.8亿,占合计资金1841.7亿的0.259%。

2020年4月,傅岳建立了“邻里噪音联盟”,一年后将其改名为“安静之家”,致力于“环境噪音污染研究”。起因是,201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他准备上床睡觉,但楼上的响动就没断过。刺啦刺啦的拖拉桌椅声,孩子的蹦跳尖叫声,男人女人重重的脚步声……此起彼伏的声音透过脆弱的楼板,清晰极了。傅岳翻来覆去,耳塞塞好了又拿出来,捏成一个更细的长条塞进去,还是没什么用。他头昏脑胀,心跳加速,负面情绪飙到顶点。

傅岳今年36岁了,在苏州做外贸业务。这个地理环境优越的学区房,是傅岳一家十年前购入的,除了距离单位近之外,还有供小女儿上学的长远打算。直到2018年,楼上搬来了由一对中年夫妻和两个老人、两个小孩组成的六口之家。

一个沾了枕头就睡的人被逼出了噪音敏感,傅岳这样形容自己。他一开始只在晚上睡觉时对脚步声会敏感,随着噪音种类的增加,跑跳声、拖拉桌椅声、物品掉落地板声、讲话声、开关门声、下水道声、甚至是楼上关窗的声音,他都得一清二楚。他逐渐对噪音产生一种诡异的痴迷,“我感觉自己快疯了。最严重的时候,不管白天晚上,我都全神贯注地在听楼上动静,有时候明明自己耳机,突然感受到楼上有脚步声,就会迅速地把耳机摘下,去听脚步声。”

楼上与楼下的悲欢并不相通,至少在对邻里噪音的感知上。这种“互不理解”的隔阂首先体现在噪音的定义上。1931年,英国物理学家乔治·威廉·克拉克森·凯将其定义为“不合时宜的声音”。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,噪声是声波的频率、强弱变化无规律、杂乱无章的声音。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、学习和工作,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,都是噪音。必须承认这一点——噪音是主观且难以定义的。而对于受到邻里噪音困扰的人来说,耳朵之外,分贝仪是衡量噪音的唯一工具。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规定,22时至凌晨6时为夜间,住宅区的噪音不能超过45分贝,白天不能超过50分贝。

傅岳一度陷入痛苦的自我怀疑之中,是我神经太敏感了吗?他去找邻居沟通,但对方质疑他耳朵有问题,“越沟通这个事情就越离谱了”,随之而来的是,“我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”。傅岳甚至不敢告诉身边的亲友,也不期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理解。

2019年的夏天是他孤军奋战的日子,他密集地在网上搜索“住宅噪音”的相关信息,只要愿意输入几个关键词,就能立即在贴吧、微博、知乎上找到这群为数不少的同病相怜者,傅岳松了一口气,“原来这样一件事也有很多人正在经历,很快我就觉得自己只是众多倒霉蛋中的一个了”。但这还不够,“仅仅是抱团去吐槽、抱怨、谩骂、诅咒的话,没什么意义”,他迫切地想要获得科学解释,“到底为什么楼上的声音我会听得那么大?”

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深夜,这种获得解释的冲动得到了纾解,“我点开了知网看了一下,确实能够找到一些专业的相关研究,包括建筑、住宅噪音、隔音减震标准各方面的”。傅岳觉得,自己心里一个疑惑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,“可以用科学去证明这个东西的客观存在性,原来不是我的臆想,不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”,他这才恢复了自己原来是一个正常人的信心。

那段时间,他三四点钟才睡觉,“看了很多东西,完全睡不着”。期刊上的科普也看,一百多页的建筑学博士论文也看——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推进,大城市资源吸引外地人口流入,楼房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,但是与此同时,地产公司大量开发,仅仅满足的是居住的需求,而非生活的需求。

“目前民用住宅建筑隔音是一个监管验收的空白”——这是傅岳咨询过建筑设计方面的教授之后得到的回复。《GB50010-2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详细介绍了现浇楼板的厚度最低要求。压着最低标准的楼房,隔音效果无疑是差的,傅岳举了个例子,“只要在楼上用力走几下,或者是孩子跑跳一阵,天花板的振动噪音几乎都能超过55分贝以上,拖拉桌椅甚至超过65分贝”,也就是说,达到了环保部制定的《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》中的噪音标准。

傅岳同时也发现,其实噪音相关的研究并不多,而且有些研究已经很陈旧,甚至是90年代的论文。那些原来做这种噪音研究的学者,现在估计年纪已经很大了。“就在那一个晚上,我看到了这些东西。我开始想,这倒是一个盲点、一个空白的地方。”

现实情况可能是,“正常生活”早在一些楼盘开发的时候就预示了命运。“楼房的隔音真的不行”,这是很多噪音受害者的共鸣。差到什么程度?汪月清告诉我,毫不夸张地说,连楼上的打呼噜声都能听见。而江苏的陈先生说,一墙之隔的邻居训孩子,他连人家训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拉锯战

自从开始运营“安静之家”后,傅岳的微信公众号已有一万多人关注,微信群也开到了六群,几千条消息刷屏是常事,半夜三点还有群友怨念地留言,“又开始砸东西了”。

两年多来,“安静之家”一共收到了七八十篇投稿,每一篇投稿都是一次远方的哭泣——新手妈妈被噪音搅得家庭破裂;疫情失业的年轻人被逼无奈,贷款100万换了一套顶楼;怀孕6个月的女人被楼上噪音折磨得大哭。以及,一个被群租房逼疯的男人“想像梵高一样割去自己的耳朵”。更有甚者,有人在三年噪音的煎熬下失控行暴,换来一场牢狱之灾。

几乎所有困在噪音里的人都在面临相同的的窘境。他们承受的不仅是楼上邻居的不理不睬,家人朋友以为的小题大做,还有社区、物业“以和为贵”的劝解和“只能调解”的局限。邻里噪音是否有解?傅岳曾经总结了四条路,沟通、反击、搬家、忍受。但每一条路,都不好走。

沟通不了——“安静之家”里的很多噪音受害者折戟在“反噪音”的第一步上。

福建的戴容想不明白,一个人怎么能这么不理解另一个人?她的楼上住着一家七口人,小夫妻,公公婆婆,还有三个孩子。白天,新出生的小儿子在学走路,刺啦刺啦的推椅子声不断。夜晚,两个大孩子玩蹦床,“从床上蹦下来,再跑到床上蹦下来,然后哈哈大笑”。戴容心疼自己七岁的孩子每次半夜都被吓哭,跑到楼上去讲理,楼上反唇相讥,“你有病吧,天天趴在天花板听我们的声音干嘛?”事态很快发展成两家人反目成仇的地步。深夜的业主群是两家人的擂台,相互之间的阴阳怪气、指责和谩骂不时出现,他们都觉得自己委屈,都要人来评评理。

后来,被吵醒的戴容又一次在群里控诉楼上,迟迟得不到回应,反倒是其他业主说了句,“他家好像退群了”。

李智成则在忧虑,和醉汉到底该怎么沟通呢?他的楼下是群租房,六七个年轻壮汉把本就不大的房子塞得满满当当。年轻人丰富的夜生活不在商圈,反倒在家里。楼下的租户总是半夜聚会,聊天、唱歌、大笑,还有电视的声音,可以一直热闹到凌晨四点。下去找他们吧,白天敲不开门,晚上一群醉醺醺的男人,又讲不了理。

李智成恼火了,打开窗子喊话,“凌晨2点了,有什么事能不能白天说?”

楼下的人喝醉了,“有种你下来打我。”

更多的时候是,李智成翻来覆去无法入睡,端个烟灰缸去阳台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直到天亮。

即使是警察介入,情况也不见得好转。“安静之家”历时两年,通过网络问卷、社会调查、数据收集等方式制作出了《2021年中国邻里噪音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,选择报警的噪音受害者有46%,不过借此摆脱噪音的比例,仅有2%。

面对噪音纠纷,警察也很难调解。李智成数了数,自己已经报过四次警了。最后一次,警察分两辆车把李智成和楼下怒气冲冲的六个人,拉去派出所当面对质。这是他强烈要求的。双方立了一个口头协议,11点之前,楼下必须结束聚会,还录音录像,做了记录。后来的几天,楼下果然安静了。李智成很高兴,觉得自己解脱了,和“安静之家”的群友们友好地告别,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摆脱噪音的苦恼。但好景不长,楼下的噪音又反弹了。

使用震楼器反击的报道开始时常出现。2016年12月,杭州一女租户深夜开震楼器惊动全楼,居民无奈找来物业拉闸。2018年10月,杭州一老大爷饱受楼上噪音困扰,自制震楼器反击。2021年4月,上海一户502室被报道24小时不间断连开5年震楼器,要对楼上漏水实施的报复,却使整楼住户遭殃。从2015年开始,震楼器就被商家宣传成一种“噪音反击神器”贩卖。如今淘宝上依旧能轻易地搜到这款产品,店家广告语极具吸引力,“让邻居主动求和,还你安静的家居生活”。

李智成向我描述震楼器的样子,“它是一个圆盘子,里面有个马达,你有个遥控,可以调一些频率”。被噪音困扰的这四年里,他想过无数办法,到后来,情绪失控的时候,震楼器也买了。他觉得,震楼器有用,但也没用。因为最后是两败俱伤,“他睡不了,你也睡不了。但他们白天能睡觉,我白天要上班啊。可是又不得不去做,再不发泄人都要疯了”。

“安静之家”曾经收到过一次特殊的投稿——一位制造噪音的“楼上”,控诉使用“震楼器”反击的“楼下”。这是一次有趣的倒置,投稿一经发出,就有几十个“楼下”在评论区反唇相讥。我尝试联系这位“楼上”,他的回复很快,“我不参加任何采访,不想再聊这个事了!等我把楼下的官司打赢了再聊吧”。

震楼器的危害性显而易见,更可能违法。这时候,新一代的反击工具“共振音响”又出现了,它能使整个介质产生共振,这几年非常畅销。除了不会对墙体进行大功率震动之外,“用音响的话,民警也没办法,可以说我在家听歌”。更有趣的是,这一发明开始大量销往海外。YouTube上有不少中国香港人、中国台湾人和日本人发布自己的使用体验视频,在他们口中,“共振喇叭”已经成为了“恶邻终结者之首”和“反制神器”。

弱者搬不起家

噪音受害者的人生中,一天变得非常漫长。“自己真像个贼一样”,住在南方城市东莞高档花园的张女士也没有免于噪音困扰,她开始忍不住寻找声音的来源,“耳朵贴到墙上,这里听听,那里听听,站在阳台上听一下,窗户旁边听一下”。待在家里时,她始终处在一种抓狂的状态,精神时刻紧绷着,“是他关厕所门了吗?还是他厕所抽水了吗?还是电梯?不对,听起来像电梯的声音又不像。一会儿又一个声音,小孩又跑了?不是吧,那个是什么声音?原来是在剁菜的声音。”

河北的陈妍,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“窃听器”,她觉得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,“有这个事以后,天天竖着耳朵,想楼上在干什么呢,他会什么时候睡觉啊,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”。所有的念头都是关于噪音的,因为要是不想,直接睡的话,会被吵醒。

邻里关系微妙而复杂。住在同一个小区,同一栋楼里,互不关心,互不搭理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李智成对此深有体会。他随口能举出好几个例子:比如,和同一幢楼的人进电梯,看他手里拿着快递,我好心问他在几楼下。很多时候,对方啥也不说,过去把自己楼层按了,就不理他。再比如,有些人挡在电梯门口,我说麻烦借过一下,他也不理你。反正你只能挤着过去。“这东西次数多了,我也冷漠了。说实话,热脸贴冷屁股这种事,干几次就够了。”

更多的人已经适应了这种疏离。被噪音折磨的戴容,对附近的人毫无兴趣,“我不想去了解任何一个人的生活,我就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,上班、下班,在家过好自己就行了”。

和噪音纠缠这么久,傅岳开始思考人在城市的处境,“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遇到噪音,就感觉无解了?当然无解啊,城市化嘛,不然生活在农村哪有这个问题?”他回忆起自己的邻里关系——认识一些邻居,但只知道在一个小区里面,很少交流。唯一处得比较好的是四五年前搬走了的隔壁,还是因为两家人曾经都是一个村里面认识的,父母都熟。在他看来,邻里噪音其实是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症状之一。

为什么现在邻里沟通这么难?傅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,现代社会迁徙是很常见的,人一直在流动,要么你在流动,要么你身边的人在流动。在这样的流动社会中,原有的乡村环境下的声誉监控失效了。楼房里的人们互相匿名又互不相识,道德标准只能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性来维持,这显然缺乏约束力。

2021年12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,新噪声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。法律规定,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,同时依法享有获取声环境信息、参与和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权利。对恼人的夜间施工噪声、机动车轰鸣疾驶噪声、娱乐健身音响音量大、邻居宠物噪声扰民等问题,法律都作出了相应规定。

邻里噪音没有纳入其中,傅岳觉得,“邻里噪音属于难检测难纠正的噪音,是社会生活噪音中最难治理的一部分”。也正因此,“安静之家”与邻里噪音的斗争,还将继续。

搬家,成为一些人保卫耳朵的最后一条路。

《噪音书》的作者加列特·基泽尔将噪音视为很“弱”的问题,因为它影响“弱者”。而大多数普通人其实都是“弱者”——不是随随便便就搬起家的。

买一个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戴容是2013年在福建买的房子,“真的蛮辛苦”,不仅拿出了所有的钱,还多亏好多亲戚的赞助,才攒够首付。“买完房之后按揭,卡里就剩下一千块钱,真是太穷了,但真是很开心”。可是楼上如“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”,她开始央求丈夫,“我们能不能搬家?”

“有自己的房子,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”,这是八年前戴容的想法,如今她只想逃离这个房子。安宁就像空气一样,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窒息。只有聊到搬家这件事,她的语气才表现出罕有的轻快。2021年11月20日看房那天,售楼部说,已经卖得差不多,就剩顶楼。小朋友听了很开心,我们就要顶楼!“真的是好巧,我们只要顶楼,那一栋开盘也只剩顶楼”,完全没有考虑环境、交通、绿化,当天他们一家就签了认购书。

对于汪月清来说,搬家是一件不计成本的事,只要能离开噪音,怎么都行。她看房的时候是房价最贵的时候,手里的钱也只买得起老破小,比原来住的环境差多了。面积特别小,丈夫和闺女都怨声连连。

但是,谁管得了那么多呢?“从加中介的微信看房到买房,一共就25天,”她的笑声从电话那边传来,不知是开心还是自嘲,“我老公再不同意买房的话,我真要离婚了”。

四川的小静是和我交流的最后一个噪音受害者。这段时间里,一旦楼上开始轰隆隆,她就给我发消息。去年底的一个早晨,透过信号并不太好的手机,睡意朦胧的我,在床上静静听着2233公里之外的噪音轰轰作响。砰砰砰的重物坠地声,好像踩在空心地板上的脚步声,还有一些无法辨别的噪音,与斯拉斯拉的电流声一起,从我外缘性的耳郭进入外耳道,穿越阻挡小飞虫的绒毛,然后抵达我的鼓膜和听小骨。

那一刻,我的困意足以杀死一头大象。

◦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。头图来源于视觉中国。

出品人丨杨瑞春 编辑总监丨赵涵漠 责编丨金赫 运营丨刘希晰 张梦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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